
1969年,周总理叫醒正在休息的毛主席:主席,苏联打我们了!毛主席闻言瞬间清醒,略加思索后,霸气地的说道:“我国领土上绝不允许他们放肆,打回去!”
一九六九年的北京,像是突然被谁拧紧了发条。
街上照样有人骑车,机关照样开门,可那股不安,已经从墙缝里往外冒。三月到八月,中苏边境接连起冲突,风声一天比一天硬。下半年又传出消息,苏联还在私下试探别国,盘算着要不要对中国核设施下狠手。
事情到了这一步,北京整座城都开始往战时的路子上拐。
三月初,全国战备已经铺开。三月四日,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联合发表《打倒新沙皇!》,态度很硬,意思很明白,谁敢逼上门,就跟谁狠狠干一场。
八月二十八日,经毛主席批准,中共中央正式下令,边疆地区革委会和驻边部队必须充分准备反侵略战争,防着突然袭击,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。
命令里还专门收拾内部秩序,要求立即解散跨行业群众组织,停止武斗,实行归口大联合,坚决执行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布告,谁也不准冲击解放军。
九月到十二月,疏散大中城市人口和物资,成了全国都在干的事。
北京动得尤其厉害。中央一批党政机关、主要单位、学校,连同家属,都开始往外转。有的先去郊区,有的直接去外地。文化部所属机关、学校、剧团和文联、作协去了湖北咸宁,别的协会去了沙城。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也在后撤,黑河地区革委会、军分区向内地迁移,吉林市甚至计划把全市三分之一人口疏散到农村。那阵势,不像普通搬迁,倒像整座城在给一场大风暴腾地方。
高校也没闲着。北京大学一部分去了汉中,一部分去了江西鄱阳湖边,北师大师生去了西郊东方红炼油厂,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,中央广播学院到了河北望都,中央民族学院去了湖北潜江,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,后又到了陕西甘泉。原本安安静静的校园,一下子全乱套了。许多人还没闹明白往哪去,人就已经在路上了。
北京城里的慌乱,不是空口说说。陶钝回忆,那时市内一片忙乱,旧家具店以很低的价钱收了大量家具,大立橱二十元,写字桌十多元,弹簧单人床垫才十二元。他把大衣橱、樟木箱、书架,还有马恩列斯毛著作一箱箱往乡下运。陈白尘在日记里记下北京站的样子,说上火车时秩序大乱,像逃难一样。韦韬看得更透,直说这场疏散,一头是转移人口和档案,一头也是把所谓“闲杂人员”“危险分子”送去内地“监护”。
十月十四日,关键一步落了地。
根据毛主席的提议,中共中央发出通知,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,要在十月二十日前全部实行战备疏散。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,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,毛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大政方针,林彪去苏州负责战备。就在这一天,毛主席离开北京去了武汉。
十月十七日,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办了一场体育表演晚会,观众近两万人,外宾两千多人。董必武、朱德、陈云、李富春、陈毅、叶剑英、王震这些老同志都接到电话,要求务必出席。
场子里灯火通明,休息室里却是另一层气氛。
周恩来在那里宣布了战备疏散决定,也把各人的去向一一点明,还特意嘱咐夫人最好同行,北京原来的住处都保留不动。
这些老同志,大多被安置在京广线及其附近。
毛主席说过,真要打起仗来,这些人还离不了,还用得着。安排经过调整后,董必武、朱德、李富春、滕代远、张鼎丞、张云逸去了广州,张闻天去肇庆,陈云、王震、邓小平去南昌,陈毅去石家庄,徐向前和刘少奇去开封,聂荣臻去邯郸,叶剑英、曾山去长沙,谭震林去桂林,陶铸去合肥,王稼祥去信阳。离京之前,他们还得清理家中文件,全部上缴,走后绝密文件一律不发,不准彼此接触,没有中央批准,也不准再回北京。
同样是离京,滋味却差得很远。被审查、被监护的人,几乎就是被押着走。陶铸的妻子曾志被单独找去谈话,说北京要紧急疏散,可能要打仗,陶铸去合肥,她愿不愿意陪同自己决定。曾志回去一说,陶铸沉默很久,只劝她别去。
刘少奇那边更沉。汪东兴去福禄居通知卫士,说中央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开封休息。卫士进屋转告,刘少奇一言不发,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写在纸上,他看也不看,把头扭到一边。十七日、十八日,刘少奇、陶铸先后离京。二十日走的人最多,二十一日陈毅离京,徐海东带着氧气袋去郑州,二十二日邓小平离京。
后面的事,更叫人心里发堵。邓小平在南昌郊区工厂做钳工,上半天班,出入有人持枪“保护”,住处有武装看守。张闻天被要求取化名“张普”,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,不准打电话,不准接触外人。
秦基伟等六人被送到湖南汉寿西湖农场监督劳动,彼此不准来往,写信要审,来信也要审。
后来,有人陆续回京,有人因病获准返京,也有人写信反复请求,才等来一句批示。刘少奇、陶铸、徐海东、张闻天,却把命留在了外地。闹了半天,这场疏散既是备战,也是命运翻面。有人是暂时离京,有人这一走,就再也没能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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