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9年，周总理叫醒正在休息的毛主席：主席，苏联打我们了！毛主席闻言瞬间清醒，略加思索后，霸气地的说道：“我国领土上绝不允许他们放肆，打回去！”
一九六九年的北京，像是突然被谁拧紧了发条。
街上照样有人骑车，机关照样开门，可那股不安，已经从墙缝里往外冒。三月到八月，中苏边境接连起冲突，风声一天比一天硬。下半年又传出消息，苏联还在私下试探别国，盘算着要不要对中国核设施下狠手。
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北京整座城都开始往战时的路子上拐。
三月初，全国战备已经铺开。三月四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和《解放军报》联合发表《打倒新沙皇！》，态度很硬，意思很明白，谁敢逼上门，就跟谁狠狠干一场。
八月二十八日，经毛主席批准，中共中央正式下令，边疆地区革委会和驻边部队必须充分准备反侵略战争，防着突然袭击，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。
命令里还专门收拾内部秩序，要求立即解散跨行业群众组织，停止武斗，实行归口大联合，坚决执行七月二十三日中央布告，谁也不准冲击解放军。
九月到十二月，疏散大中城市人口和物资，成了全国都在干的事。
北京动得尤其厉害。中央一批党政机关、主要单位、学校，连同家属，都开始往外转。有的先去郊区，有的直接去外地。文化部所属机关、学校、剧团和文联、作协去了湖北咸宁，别的协会去了沙城。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也在后撤，黑河地区革委会、军分区向内地迁移，吉林市甚至计划把全市三分之一人口疏散到农村。那阵势，不像普通搬迁，倒像整座城在给一场大风暴腾地方。
高校也没闲着。北京大学一部分去了汉中，一部分去了江西鄱阳湖边，北师大师生去了西郊东方红炼油厂，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，中央广播学院到了河北望都，中央民族学院去了湖北潜江，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，后又到了陕西甘泉。原本安安静静的校园，一下子全乱套了。许多人还没闹明白往哪去，人就已经在路上了。
北京城里的慌乱，不是空口说说。陶钝回忆，那时市内一片忙乱，旧家具店以很低的价钱收了大量家具，大立橱二十元，写字桌十多元，弹簧单人床垫才十二元。他把大衣橱、樟木箱、书架，还有马恩列斯毛著作一箱箱往乡下运。陈白尘在日记里记下北京站的样子，说上火车时秩序大乱，像逃难一样。韦韬看得更透，直说这场疏散，一头是转移人口和档案，一头也是把所谓“闲杂人员”“危险分子”送去内地“监护”。
十月十四日，关键一步落了地。
根据毛主席的提议，中共中央发出通知，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，要在十月二十日前全部实行战备疏散。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，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，毛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大政方针，林彪去苏州负责战备。就在这一天，毛主席离开北京去了武汉。
十月十七日，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办了一场体育表演晚会，观众近两万人，外宾两千多人。董必武、朱德、陈云、李富春、陈毅、叶剑英、王震这些老同志都接到电话，要求务必出席。
场子里灯火通明，休息室里却是另一层气氛。
周恩来在那里宣布了战备疏散决定，也把各人的去向一一点明，还特意嘱咐夫人最好同行，北京原来的住处都保留不动。
这些老同志，大多被安置在京广线及其附近。
毛主席说过，真要打起仗来，这些人还离不了，还用得着。安排经过调整后，董必武、朱德、李富春、滕代远、张鼎丞、张云逸去了广州，张闻天去肇庆，陈云、王震、邓小平去南昌，陈毅去石家庄，徐向前和刘少奇去开封，聂荣臻去邯郸，叶剑英、曾山去长沙，谭震林去桂林，陶铸去合肥，王稼祥去信阳。离京之前，他们还得清理家中文件，全部上缴，走后绝密文件一律不发，不准彼此接触，没有中央批准，也不准再回北京。
同样是离京，滋味却差得很远。被审查、被监护的人，几乎就是被押着走。陶铸的妻子曾志被单独找去谈话，说北京要紧急疏散，可能要打仗，陶铸去合肥，她愿不愿意陪同自己决定。曾志回去一说，陶铸沉默很久，只劝她别去。
刘少奇那边更沉。汪东兴去福禄居通知卫士，说中央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开封休息。卫士进屋转告，刘少奇一言不发，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写在纸上，他看也不看，把头扭到一边。十七日、十八日，刘少奇、陶铸先后离京。二十日走的人最多，二十一日陈毅离京，徐海东带着氧气袋去郑州，二十二日邓小平离京。
后面的事，更叫人心里发堵。邓小平在南昌郊区工厂做钳工，上半天班，出入有人持枪“保护”，住处有武装看守。张闻天被要求取化名“张普”，只能和直系亲属通信，不准打电话，不准接触外人。
秦基伟等六人被送到湖南汉寿西湖农场监督劳动，彼此不准来往，写信要审，来信也要审。
后来，有人陆续回京，有人因病获准返京，也有人写信反复请求，才等来一句批示。刘少奇、陶铸、徐海东、张闻天，却把命留在了外地。闹了半天，这场疏散既是备战，也是命运翻面。有人是暂时离京，有人这一走，就再也没能回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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