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越自卫反击战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场战争。虽然它不是全面战争，但影响深远金信达，为后来改革开放营造了比较宽松的外交环境——直到今天，我们仍能从那场战役中看到余波和收益。
这场战斗的代价很沉重。根据总后勤部提供的数据，我方伤亡惨重：阵亡7814人、失踪955人、受伤23586人，战斗减员合计32355人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许多家庭的痛苦和一代军人的牺牲。
在牺牲者中，职务最高的是赵连玉。他在牺牲前担任解放军第42军第126师副师长。赵连玉出生于1930年，辽宁庄河人，出身贫寒。童年时代家境困难，11岁就去地主家喂猪干活，14岁被抓去当劳工，这些早年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改变命运的渴望。1945年，东北解放时年纪轻轻的他就报名参军，加入八路军的东北先遣队。能为百姓作战、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员，让他感到无比光荣，从此在多次战斗中表现英勇，逐步成长为一名有经验的指战员。
赵连玉参与了东北重大战役，入关后又参加了平津战役，随后作为41军“塔山英雄团”的一员，随部队参加了入城检阅，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。这些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军事素质，也让他在部队中崭露头角。战争结束后，他随部队驻守广东汕头一带，既巩固沿海防线，又随时准备增援其它战区。1962年，他被选入南京高级步校深造，接受系统军事训练。回到部队后，先在地方担任“四清”队长，后来被提拔为副师长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和指挥经验。
展开剩余74%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前夕金信达，赵连玉被调到第42军第126师，和师长宋宗汉一道进行部署与准备。战斗一开始，126师就展现出强大的火力与机动能力：2月17日清晨，师里集结了116门口径在76毫米以上的火炮，对越军阵地进行了长达十五分钟的火力封锁；随后，先锋两个团迅速发起攻势，用不到一小时就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，随后坦克与步兵协同推进，向深处穿插。
进军途中遭遇了复杂的地形。行军至悦山口时，道路狭窄、两侧山高坡陡，路面被破坏，石块和倒树成了坦克前进的障碍。坦克不得不放慢速度，乘员为了稳固身体，用背包带和绳索把自己固定在坦克上。就在行进中，越军在拐角处布下火力网，二营突遭伏击，瞬间出现重大伤亡，超过80人受伤或牺牲。尽管遭遇突然打击，我方迅速反攻，凭借火力与人数优势把敌人驱赶开来。
为开拓道路，坦克部队在指导员的指挥下反复撞击山体，拓宽通道，随后提出先行突击的请求。赵连玉权衡利弊后批准了这一冒险决定——速度有时就是胜利的关键。事实证明，这次快速突击奏效。坦克借着敌人未及反应之机，迅速突破前沿阵地，绕过敌人主力，直接冲击了对方的主阵地。上午8点25分，坦克一营已逼近主阵地；五分钟后，靠着对坦克缺乏有效反制的敌情，攻占了主阵地，打开了战线。随后坦克继续东进，于9点45分进入东溪，前进速度比计划快了整整15分钟。敌人误以为是自己人接近，直到看到坦克涂装才仓皇撤散。
步兵随后赶到与坦克会合，直到下午约13点，126师的各部队才在东溪完成会合。当天，126师是按计划率先到达目标的部队，穿插行动非常成功。此后的多日战斗中，赵连玉常年在前线指挥，他所率领的一些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十余次大小战斗，多次圆满完成作战任务。整个126师在这次战役中共歼敌2054人，这一成绩与指挥得当、士气高昂密不可分。
到3月5日，我军完成了既定作战任务，接到军委命令开始撤军回国。126师在收尾行动中向硕龙方向清剿残敌。3月8日，赵连玉率376团打通通往硕龙的道路，意味着离祖国更近了一步，士兵们士气高涨。然而就在撤回途中，侦察兵报告称前方两侧约有一营敌兵企图袭击撤军队列。为确保安全，赵连玉决定先发制人，将这一敌营歼灭，以免后方部队遭遇伏击。
3月9日清晨7时，376团发起攻击，战至傍晚，越军炮兵阵地被摧毁，重要战略点被我军控制。傍晚时分，赵连玉带着几名干部登上一处高地勘察地形并布置任务，正要下达进一步指示时，远处突然响起枪声，一颗子弹擦过一名干部的手，随即又一枪响起，情况紧急。团长和警卫员急忙将赵连玉抱下山，卫生员迅速架起担架。但子弹击中了赵连玉的颈部，他当场停止了呼吸，生命定格在那一刻。
这一消息传开后，整个部队悲愤交加，立即展开大规模搜捕。经过缜密追捕，部队抓获了凶手——一个令所有人都意外的老人。审问中得知，他名叫阮成雄，是一位曾参加过抗美战争的老兵，具有丰富的狙击经验。战时他曾退役回乡，战争爆发后重新拿起武器，利用熟悉的地形埋伏我军。面对审讯，阮成雄曾几次试图自尽，但都被制止，最后被押解回处理。
赵连玉副师长的遗体被运回国内，安葬在广西龙州烈士陵园。在那里，许多曾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前来凭吊。赵连玉和无数牺牲的战士，用他们的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安宁。缅怀他们，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对和平的珍视。我们应记住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付出，铭记那段曾经硝烟弥漫的岁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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